在社会托儿服务方面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，教育部门和集体幼儿园的整体比例由1997年的77%下降到2016年的33%。此外，多年来，3岁以下儿童的托儿服务仍然非常缺乏。根据卫生委员会的数据，2017年我国各养老服务机构婴幼儿入学率仅为4.1%。
不仅公共托儿服务严重短缺，社会力量办的托儿机构供给也非常不足和昂贵。
延迟退休是如何与提高生育率齐头并进的?
冯瑾认为，推迟退休年龄政策需要考虑其对生育政策自由化效果的影响。与强制延迟退休年龄相比，弹性退休政策对生育率和女性全职工作概率的负面影响较小。当前需要改革僵化的退休年龄制度，将“领取养老金年龄”与“退出就业年龄”分开，规定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，但不要求人们退出劳动力市场。
张毅表示，延迟退休后，我国将实行更加灵活的退休制度。老年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，延迟退休旨在促进人力资本较高、身体状况较好、企业有迫切需要的老年人继续从事正式工作。在家庭生产中仍然很有生产力的老年人仍然可以提前退休，并通过家庭政策支持他们照顾第三代。
“不要只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，也要看到两者目标的差异，以及我们更加灵活的退休制度和家庭保障政策，让这两项改革相互协调。”张毅说。
上述论文建议，通过完善社会育婴机构建设，降低女性分娩成本。对于0~3岁幼儿护理服务，目前的社会护理基本空白。但在一些国家，如韩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法国等，婴幼儿服务已纳入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。
